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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传 看了此文后，心情起伏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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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国自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其“明治”二字，取自《易经》中的“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一句，“维新”一词出自《诗·大雅·文王》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www.79wx.net 就是这个旗号上也溢透着中国传统文化浓厚气息的运动，却对白发千丈、满目苍凉的中国文化绝尘而去。昔日对中国经常自称“小邦”、“下国”的日本，认为先生已十足一老朽也，再也没有了什么可学之处。 www.79wx.net 我们不得不咽下甲午战争战败的苦果，不得不蒙上割地赔款的深重耻辱。 www.79wx.net 诚如太炎先生的满腹悲愤，当时的中国最有理由如时下的网上——一些激昂的文字在高喊“抵制日货”、“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过日本湾，制造东京大屠杀！”……但总体上看，清末的有识之士们，甚至某些时候还包括在许多事上已昏聩不堪的朝廷，罡风烈雨之下，却在昔日学生的反叛上取了一种平静的态度。 www.79wx.net 这是一种大痛后思痛的平静，一种服了不甘而不服不行的平静，一种深水湍急而河面徐缓的平静。正是这种不平静的平静，使中国很快地视日本为老师。就是章太炎先生本人，悲愤归悲愤，他还是做了不顾鞍马劳顿之苦的唐僧，去了日本这方西天取经…… 可以说，自清末起，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良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到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上超过日本。 現代汉语中来自日语的新词，倘若用心梳理，数量很是惊人。实藤惠秀在《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一书里开列了一张数目庞大的词表，但是仍有人认为他还未穷尽所有新词。新词引入的规模之大，涵盖面之广，大概只有中国中古以来大量出现的佛经词可以相比。据有人統計，中国人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詞、术语，约有70％是從日本输入的。雷頤先生在介紹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黃金十年”》一文中，写道： 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按：指严复的翻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賦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並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語、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來。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政党、方针、政策、申请、解決、理论、哲学、原則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來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來自日语。 “经济学”和“哲学”，在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听起来后者倒是像日文，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与此相似的还有“政治”、“经济”两词，汉语中过去的“经济”原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连小学生都知道不能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必须用“政治”了，而且还得是“无产阶级政治”，而这“无产阶级”一词，也是从日文里引进的。当年大量新名词涌进中国，曾引起一些人惶恐不安，犹如自家的祖坟就要给人刨了。即使维新派的一员大将张之洞也有点担心，他曾在一份公文上批道：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即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就是一个新名词，亦来自日本。 试想想，如果能够像“抵制日货”一样，中国人大义凛然地彻底地扫荡去这些来自日本的词语，现代汉语将会陷于怎样尴尬乃至无助的境地？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 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律师、代价、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法人、重婚罪、条件、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 （以前曾看到过，再次看到依然很震惊，非常希望大家将这观点推倒！） 本贴链接：http:///bbs/group_readarticle.asp?id=5&aid=44888 1楼 [野汉] 发表于2006年10月2日 21:09:17 回复 | 刷新 | 推荐 | 返回 更重要的是，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还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每当想起中国人用以思考、对话、演说、写作的大量概念中，竟有70％是来自于日本人的營造，我们就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事实：日语词汇的大量涌入，对一百多年來中国人的思維，一百多年來的中国文化，因此，也必然对一百多年來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或者，是否可以这样说，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不管说什么，想什么，在中国人与对象之间，都隐隐约约存在着一个第三者——日本。 一个时期的出版物，总是可以反映出社会的文化走向。1896年—1911年，是日文书被翻译成中文的高潮，共有956本日文书被译成中文，1912—1937年间则有1759种；相比之下，在1896—1911年间，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而已。 在大量翻译过来的书籍中，以大中小学校的教科书为大宗。这些新教材铺天盖地，铺向不久前仍在被读“四书”“五经”之声缭绕的中国的城市、乡镇。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了著名的“癸卯学制”，它模仿的是日本的教育体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实施的正式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为五年制，高等小学堂四年，中学堂为四年，高等学堂及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四年，自进小学到大学毕业，共需二十一年。此外，初等小学堂之下有蒙养院，大学堂之上有通儒院。当时，各地常为使用旧式教材或新译教科书起争执，使用何种教材便成了新学与旧学的标志之一。 教科书外，中译书里还有不少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它们大大抬高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一些新的颇为科学的学术规范得以形成。 以历史写作为例，中国传统的写法是一朝接着一朝写下去，貌似断代精确，实则社会演化难以河清海晏，泾渭分明。日本学者桑原紫藏的《东洋史要》却不是这样，它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来分中国历史，第一期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第二期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第三期自五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第四期括满清一代，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此书翻译出版后，一时间学术界如上层楼，耳目一新。后来许多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便有意用这种大眼光，下笔之际，纷纷以四期来分。一位留心观察中国史教科书的人发现：“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有变更其纲者”。 翻译工作，主要是由留日学生们完成的。 甲午战争失败后，开始有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当时，在主张派留学生赴日本的权柄中，湖广总督张之洞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在1898年所著的《劝学篇》中提出了一系列推进教育近代化的具体措施，其中对提倡留学日本的论述尤为强调—— 至于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劝学篇》下） 日本在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上也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大概是做了千年的学生，一旦做起先生来，那脚下便立马垫起了高高的优越感。 1898年冬，日本驻华使臣矢野文雄以日本国的名义，通知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今日之外交部，称该国政府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并支付经费。日本人愿出这笔银子，并非出于侠骨柔情，日后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当然不是为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而且这笔钱在清朝的巨额赔款里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以清国留学生会馆在1903年所作的调查为例，当时的留日学生共来自19个省，其中居前列者为江苏175人，浙江154人，湖南130人，湖北126人，广东108人、直隶77人等省。奉天、山西、陕西、河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省的留日学生均寥寥无几。这除了反映出当时各省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外，亦有地理和人为等方面的因素。仅仅过了三年，1906年赴日本的留学生达到了8600人。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上一年里日本战胜了俄国，黄种人第一次打败了白种人，更进一步震动了中国的热血青年；以及中国废除了科举考试，出国留学成了一条新的出路。以后几年，留学日本的学生人数都超过了8000人。 如此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 2楼 [野汉] 发表于2006年10月2日 21:10:49 回复 | 刷新 | 推荐 | 返回 三分之一以上的留学生，来自于士官学校的士官生，他们在国内投考士官学校，就是为着日后进入日本军事学院作准备。有趣的是，其他的留日学生大部分人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准确地说是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在这方面，较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是早稻田大学，1905年，该校便开设了“清国留学生部”，三年间共培养了2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其中就包括了李大钊、廖承志。 留日学生成立了许多译书团体，如译书汇编社、教科书译辑社、湖南编译社等等。并在日本掀起了一个兴办华文报刊杂志的髙潮，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在1900年至1911年短短的10来年时间里，由中国留学生和流亡知识分子在日本创办的报纸刊物达70多种，在唤起民众、启迪民智、救国图强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勾勒了当时的盛况：“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辄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 他还注意到，英美留学生在戊戌变法前后这一场大规模引介西方思想文化的运动中几乎不扮演什么角色，反倒是一群不通西洋语言文字者（主要指留日学生）担当最重要性的角色，这种情形一直要到民国初年英美留学生取得思想文化上的优势后，才出现了所谓“镀金派”——英美留学生与“镀银派”——日本留学生的分别。最后“镀金派”压倒了“镀银派”，成为思想文化界的骄子。 总而言之，这场运动堪称是提早于“五四运动”的一次伟大的启蒙。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当时又称白话文运动，前面提到的来自于日语的大量新名词的涌入，对于冲击文言文这一古老、凝滞的文体，给予化蛹为蝶般地改造，无疑发挥了直接的作用。 而且，有论者注意到：现代中国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都是从翻译日文著作开始了解现代学科的。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和鲁迅先后翻译了日本近代以来的重要知识分子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中江兆民、幸德秋水等人的著作。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是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里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则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近代中国的启蒙是一个连续体，它不是在一次发动中完成的。晚清这一笔由日本引入的思想资源，虽然不像日后由“五四运动”标志的新文化运动那样轰轰烈烈，光辉彪炳，但它在中国的大地上，无疑是孕育后者躁动不已的母腹，船帆已经升上地平线的桅杆，只不过很长时间被中国近代史论者给有意无意忽略了。 3楼 [野汉] 发表于2006年10月2日 21:12:00 回复 | 刷新 | 推荐 | 返回 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根据地”。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他逃到横滨，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缝做的合身西服，还蓄起小胡子，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他本名“逸仙”，又为自己取了个日本名字——“中山樵”，日语发音为“那卡雅马”。他没有料到，自己的中国名字今天少有人知道，他却是以日本名字传世的；这“歪打正着”，便有些像他身上那套其实是由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的“中山装”，后来竟成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朝官员们的标准服。 孙中山将日本看作中国的“天然盟友”，他创建的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他看来，对甲午战争后给了中国多少耻辱与灾难的日本，不必较劲，反可以借用其力；倒是现在代表着中国政府的满清皇帝，却是必欲首先驱除的“鞑虏”。如果说此时，他的话还有些闪烁其词，那么在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六条政纲中，其中第五条就说得颇是直白了：“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 先后担任“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总裁、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则两度赴日本学习。 第一次是在1906年春天至冬天。日后他曾回忆到，东渡日本的轮船上，有一位同船的中国学生，吐了一口痰在甲板上，被一位中国船员看到。后者告诉他：“一般日本人是不会随地吐痰的；要吐痰、就吐在手帕上或卫生纸上，然後折起来放回口袋，带回去洗涤或是扔掉。”这一件事，给蒋介石的印象很深，经久不忘。大概这便是1934年他在江西忙着“剿共”，还在行营所在的南昌和夫人一起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缘起。 这一次在日本停留的时间虽然短暂，却有一个重大的收获，那就是结识了正在日本学习警察和军事的陈其美。陈其美也是浙江人，後来为建立国民党组织系统立下汗马功劳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就是他的胞侄。因为陈其美的关系，蒋介石认识了很多当时留日的革命志士。 1907年，清廷陆军部在保定创立“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简称保定军校。向各省招考学生，规定每省考选40人。浙江省的40人名额，大多数已被清廷为实施军事教育而设立的其他武备学堂与弁目学堂保送入学的学生所占去，只剩下14个名额，全省却有1000多名青年在杭州报名投考。蒋介石幸运地成了这14个名额中考取的一个人。真是心想事成，他上保定军校的目的，就是要以此为跳板东渡日本。当时国内的四大军校中，保定军校因有大量受政府奖学金或利用家庭资助而留洋的精英而让广大考生眼热，日后在辛亥革命里该校毕业生也因政治上最为激进而闻名。。 蒋介石在保定军校，只呆了两年不到，炮兵科肄业。1908年，过了春节，没有来得及向家乡亲友们告别，就匆忙启程，先到大连，由大连乘船前往神户，再换乘火车到达东京。由於中国当时还没有开设中日之间的定期航运，这一行人乘的是日本商船。在商船上，由船员到服务生、厨师差不多都是日本人，中国籍的服务人员只不过两、三个人而已。蒋介石对此颇有感触，他对同学说，只要举出乘船旅行一点为例，就可以体会到我们的国家是在外国的支配之下。 到了日本，进的是振武学校。该校是1903年由日本政府将座落於东京河田町、原为日本士官学校的临时校舍，提供给清朝留日军事学生而专门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自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革命思潮开始在留学生群中流行起来，清廷屡屡为此向日本政府交涉。这样做，有利于当局对留学生集中管理，加以约束。蒋介石这批是第十一期学生，每期学生受训三年，毕业之後，以见习军官身分，分发日本陆军各联队（团）实习。先后在该校学习的国民党高层人物还有阎锡山、何应钦等，但同窗学友——从进入保定军校，到留学振武学校、又毕业后同分去新泻县高田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实习，直至于参加辛亥革命的整个青春时代，一直和蒋介石形影不离的，便是张群了。 4楼 [野汉] 发表于2006年10月2日 21:13:04 回复 | 刷新 | 推荐 | 返回 1917年夏，９岁的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即筹划去日本考官费留学。他给同学的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同年，周恩来抵日本，入当时东京神田区中猿乐町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语。该校校址，现为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２丁目２０号，已经改建为高龄者中心和爱全公园。周恩来当年在此留学的纪念碑就建在一派安恬、静谧气氛的公园内。公园附近有著名的神田书店街，周围大学林立，近处有明治大学、日本大学、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稍远处有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过往行人多是年轻学生，这里是东京都内最有朝气的街区。 周恩来当年寄宿在离学校不远的三崎町。当时，中国留学生的生活都很节俭。他写给南开同学陈颂言的信中说：“乍至，席地而坐，而饮，而食，而读，而卧，颇觉不惯，久之亦安。食日本餐，食多鱼，国人来此者甚不惯食，弟则甘之如饴，大似吾家乡食鱼风味，但无油酱烹调，以火烤者居多……”原横滨国立大学教授冈本隆三在《留学日本时期的周恩来》一书中，引用与周恩来有过接触的长岛善雄的回忆说：周恩来上学时穿着黑色立领雪花呢制服，戴着俄式帽子，平时穿和服，脚蹬一双木屐，是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 据当年见过周恩来的日本人回忆和有关资料介绍，周恩来那时并不是天天上学，他花了大量时间在宿舍看书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他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有关介绍，便以极大热情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尤其是河上肇的著作如《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他在一首诗说：“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他旷课的时候更多了，他是留日学生一些游行集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有时得外出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 1919年春天，周恩来离开日本回国。在回国前写给友人的信中，有“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苦吾民矣，为之奈何！”等语。回到中国，他随即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湖北潜江人。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东渡日本求学，留日期间与河上肇相识，受其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他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留日期间十分勤奋地学习马克思原著。 1918年，回国到上海。他以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从事翻译和撰写工作，创办或编辑了《劳动界》、《新青年》、《星期评论》、《共产党》，它们均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最重要刊物，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内的整整一代革命青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曾评价到：李汉俊是中共中“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陈望道，浙江义乌人。留学日本时，结识了河上肇、山川均等日本著名左派学者，并爱读他们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原来想实业救国的他，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而这革命，可不是辛亥革命，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是他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 1919年，他返国，被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聘为语文教师，即以学校作为阵地，热情地响应新文化运动。不久，曾留学日本的戴季陶给他来了一封信，此公在日本时就想将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转译成中文，又觉自己工力不够而放弃。这时候，他再次萌生此念，想邀陈望道译出，并在他主编的《星期评论》上连载，随函他附来了一本日语版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在日本时已读过此书，深知其分量。近年来，国内虽有不少有识之士译介它，但都是片断，或者文不达意，甚至谬误到可笑。如有人竟将宣言中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成了这样一句半文不白的东西：“嘻，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 还有陈独秀、张东荪、邵力子、沈玄庐，都曾在日本留学。李达、周佛海、施存统先后在日本留学。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 据统计，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一大”代表，包括其创始人“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以及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均曾东渡日本。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还有许多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东渡日本。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杨度、彭湃、鲁迅、郭沫若、沈钧儒、郁达夫、李叔同、夏丐尊、沈尹默、杜国庠、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 在我见到的一份百年百名汉奸名录上，其中许多人都在这个列岛的清光樱雨下度过了青春岁月。 他们中有在北洋政府里任内阁成员、在五四运动中被学生们一致要求惩办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三人；有日军侵华时汪伪政权的头面人物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陈壁君等人；有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三巨头之一、出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总长的汤尔和；有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有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以及号称汪精卫‘文胆‘、曾任伪中央宣传部政务次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华日报》总主笔的胡兰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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